＂老虎吃人有躲闪，人吃人可没躲闪啊！＂1980年秋天，陈永贵坐在北京交道口的小院里，说出了这句让人心头一紧的话。这个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农民副总理，此时满脸的无奈和沧桑。
政治风暴中的无奈
那天下午，从山西来的人告诉陈永贵一个消息。山西省人大开会了，一群代表对着他狠批一顿，还要撤掉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。有人甚至提出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
陈永贵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院子里的梧桐叶子正黄，秋风一吹哗啦啦地响。他想起两个月前自己还是副总理，虽然已经主动辞职，但没想到会有人这么急着要＂清算＂他。
那些在山西攻击他的人里头，有不少是他以前提拔过的干部。大寨红旗飘扬的时候，这些人对他点头哈腰的，现在风向一变，立马调转枪口。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跟陈永贵划清了界限。
幸好还有领导出面压住了那个罢免提案。有关领导说得挺实在：＂下次不选就行了，罢免就算处分了，不好。＂虽然保住了最后一点颜面，但这话也透露出一个信息：他陈永贵在新的政治格局里，确实没位置了。
展开剩余91%坐在那个简陋的小院里，陈永贵的思绪飘得很远。从1975年当副总理到1980年辞职，短短五年，他就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到了谷底。这个曾经被誉为＂农民政治家＂的山西汉子，现在尝到的是政治最苦的滋味。
那些为大寨奋斗的日日夜夜，全国各地来学习的参观团，外国政要对大寨精神的赞叹，这些荣耀仿佛还在昨天。可现在却成了别人攻击他的把柄。一些人编造谎言，搞＂揭发材料＂送到中央。
最痛苦的不是这些攻击，而是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大寨精神，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。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，说这是学大寨。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，也说这叫学大寨。
大寨人千辛万苦修建的梯田，是因为没有平地才不得已而为之。可有些人生搬硬套，把学大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闹剧。
＂老虎吃人有躲闪，人吃人可没躲闪啊！＂这句话成了陈永贵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感悟。在政治的丛林里，有时候人性比兽性更冷酷。野兽只是为了生存，而人却可能为了利益、为了表态、为了自保，做出更冷酷的事情。
改革春风冲击下的大寨衰落
陈永贵的这句感慨不是空穴来风。从1978年开始，一股强劲的改革春风就冲击着以大寨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模式。这股风最初只是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的红手印，但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。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长期存在的＂一大二公＂、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，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＂大锅饭＂的分配办法。这种新的生产方式，与大寨强调的集体劳动、统一管理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1978年12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封来信。写信人自称＂陈灵风＂，来自山西，矛头直指大寨。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＂胡乱吹＂，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，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，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，是＂国家出钱，农民种田＂。
这封信的刊登，标志着大寨模式从神坛上跌落的开始。在此之前，批评大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可现在，连《人民日报》都敢公开刊登质疑的声音了，说明政治风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更要命的是，这种批评不是毫无根据。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的核算，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，共虚报了粮食产量2.7亿多斤，比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%。这个数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彻底炸碎了大寨＂高产典型＂的光环。
1973年秋天，长达一个月的阴雨天气，使得昔阳全县粮食歉收。陈永贵刚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为了抵消政治影响，山西地方配合上级指示，各级单位层层多报谎报。1973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为1.39亿斤，上报调整到2.39亿斤，比实际产量多报了1亿斤。
大寨作为全国样板，政治上不能减产。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，只能以73年的账目为基础，继续虚报，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7年。虚报成了一种惯性，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。
与此同时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。包产到户后，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，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增长。相比之下，大寨那套集体劳动、统一分配的模式，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。
陈永贵对这种变化是抵触的。他始终认为，只有集体化道路才是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。可现实却给了他响亮的耳光。那些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，农民收入明显提高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。而坚持集体化的大寨，反而显得死气沉沉。
更让陈永贵心寒的是，有些人以为他要垮台了，也来了个＂落井下石＂，编造谎言，攻击诬陷，搞＂揭发材料＂送到中央。这些人中，有不少曾经是大寨模式的受益者，现在却急于撇清关系。
舆论的风向也在悄然改变。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等主流媒体连续发文批评大寨模式和大寨的增产数据问题。那些曾经大力宣传大寨精神的记者，现在却成了批评大寨的急先锋。
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再也不要干＂西水东调＂式的蠢事了》，甚至还攻击大寨说，它不是干出来的，是国家喂起来的，还用秦始皇修长城、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。这样的批评让陈永贵气得吃不下饭，身体也因此垮了下来。
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随着他个人命运的起伏，已经接近完工并且使大部分社队受益的昔阳＂西水东调工程＂也被迫中止。这个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，只要再建一座水库，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。可现在，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，这个造福人民的工程也被贴上了＂劳民伤财＂的标签。
在病床上，陈永贵唉声叹气，念念叨叨地说：＂实事求是，实事求是。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，咋成了蠢事？昔阳没武斗、没停产、经济飞跃，咋成了重灾区？大寨苦干了多年，咋倒欠了国家的债？＂
这些问题，陈永贵想不通，也问不出答案。在历史的洪流面前，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。即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，也无法阻挡时代变迁的脚步。
从农民到副总理的传奇
人们总说命运弄人，但有时候命运也会成就人。陈永贵的后半生轨迹，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。1948年，当这个三十多岁的山西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二十多年后，他会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，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。
1952年，陈永贵接替＂主动让贤＂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大寨大队支部书记。那时的大寨，真的是穷得叮当响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就是＂七沟八梁一面坡＂。放眼望去，全是石头山，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沟里，不仅面积小，而且土质贫瘠。
很多人看着这样的自然条件，都觉得没戏。可陈永贵偏偏不信这个邪，他相信人定胜天，相信只要肯干，就没有改变不了的山河。
他们凭着扁担、箩筐、锄头、铁镐，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，平整田地，蓄水保粮，抗旱防涝。1952年亩产237斤，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不算啥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在那样的自然条件下，能够实现产量翻三倍，简直就是奇迹。
改造大寨的过程，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，全靠人力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拿着最原始的工具，在石头山上一锄头一锄头地刨，一担土一担土地挑。夏天顶着烈日，冬天冒着严寒，就是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造出能养活全村人的良田。
陈永贵这个人，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别人说不行的事，他偏要试试。别人觉得没希望的事，他偏要坚持到底。每当遇到困难，村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总是陈永贵站出来，鼓励大家继续干下去。
真正让大寨声名远播的，是1963年那场特大水灾。8月份，大寨遭受特大暴雨，冲垮100条大石坝，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，冲塌了113孔窑洞，倒塌房屋77间。灾情严重，但大寨人没有气馁，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、救济粮、救济物质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。
陈永贵望着被毁坏的村子暗自咬牙，行动上却呵呵直笑拱手给各位乡亲道喜。大家边哭边问，成了这样有啥可喜的？陈永贵解释说：这事如果放在解放前，住那土窑洞，咱们都得被淹死压死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好好的啥事没有还不值得道喜嘛？
大寨村对全体社员宣布：大灾之年，不要救济物资、不要救济粮、不要救济款。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、群众口粮不少、上交国家公粮不少，当时称为＂三不要＂和＂三不少＂。这种表态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可大寨人真的做到了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。新华社记者把大寨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《大寨之路》，在1964年2月1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上刊发，并配发了社论《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》。
毛泽东在听了山西省委书记汇报后高兴地说：穷山沟里出好文章。1964年12月21日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，周恩来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专门表扬了大寨，他把＂大寨精神＂总结为八个字：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
从这时候开始，＂农业学大寨＂的口号响彻全国。轰轰烈烈的＂农业学大寨＂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。陈永贵也从一个普通的村干部，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劳动模范。
随着大寨名气的增大，陈永贵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升。1975年1月，陈永贵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，并史无前例地从上到下同时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兼昔阳县委书记兼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。
这种身兼数职的情况，在中国政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。一个人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村党支部书记，听起来就很有戏剧性。当时副总理的工资为每月400多元，陈永贵不领工资，只挣在大寨的工分，无法承担伙食费，所以政府另行补助他每月120元＂生活补贴＂。
他请求在工作期间以1/3时间到全国调查、1/3时间回大寨务农、剩余1/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，受到毛泽东的批准和肯定。即使当了副总理，他也不愿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。
苦难童年铸就的钢铁意志
要理解陈永贵这个人，就必须回到他的童年。一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，往往在童年时期就基本定型。陈永贵后来表现出的那种顽强不屈、永不服输的精神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段充满苦难的童年经历。
关于陈永贵的出生年份，一直有争议。他自己对出生年月也从没弄清楚过，不知是出生在头一年冬，还是第二年春。按照农历，他给自己定为正月初一，那是一个好日子。这是苦人图的吉利。连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，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，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却是很常见的事情。
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距大寨不过5里的小南山村，一家5口都过着贫苦的生活。在陈永贵6岁之前，哪怕生活贫困，一家人辛勤劳作也能勉强吃饱。但陈永贵6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让当地粮食颗粒无收，百姓饿死无数，多有为了活命卖儿卖女之事发生。
这场灾荒对陈永贵一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陈永贵作为长子得以保全，而他的母亲、姐姐和弟弟则都被父亲卖掉了。一个六岁的孩子，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、姐姐和弟弟被父亲卖给别人，这种心理创伤无法想象。
陈志如用箩筐挑着陈永贵，父子两人一路流浪到了大寨，一处破窑洞成了他们暂时的落脚之处。从小南山村到大寨，虽然只有五里路，但对于这对父子来说，却是从一个绝望走向另一个绝望。
陈永贵出身贫农，6岁时随父迁居大寨。不久，陈父自缢身亡，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。后来陈永贵认一位寡妇为干妈，寄养在其家中，小小年纪就给人放牲口，打短工，扛长工，有机会还到饭铺当了学徒，做起了小买卖。
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就要承担成年人的劳动，这在今天无法想象。可在那个年代，这就是穷人家孩子的宿命。陈永贵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中求生存。
1940年，昔阳又迎来了新一轮灾荒，陈志如自觉走投无路，吊死在了石山祖坟一棵大树上。26岁的陈永贵自此失去了所有亲人。父亲的自杀，对陈永贵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两次类似的痛苦体验，让陈永贵对粮食增产有了强烈执念。
这种＂强烈执念＂，后来成为推动陈永贵改造大寨的根本动力。他深深地知道，没有粮食意味着什么。饥饿不仅会要人的命，更会击垮人的尊严，会让父亲卖掉妻子儿女，会让男人走上绝路。
陈永贵从未受过正规教育，属于半文盲。因为看不懂秘书代写的演讲稿，政府专门派人为陈永贵特制了一种行距奇宽的稿纸，一页只能容纳一百个字。通篇用＂大白话＂撰文，较复杂的字全部都用同音字注音。
可陈永贵虽然没有文化，却有着朴素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。他能凭借自己的天赋，创作出很多与农业有关的＂打油诗＂。他的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语，往往比那些华丽的辞藻更能打动人心。
昔阳在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了解放，陈永贵也经土地改革分到了一定的土地和房屋。对于一个从小就饱受饥寒之苦的人来说，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
1946年，他带领4老6少组成了＂老少互助组＂，经过一年苦干，在一众小组中拔得了头筹，实现了当地最高的粮食亩产。经过近两年的观察和考核，1948年，陈永贵被介绍进中国共产党。
从1914年出生到1948年入党，陈永贵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苦命孩子到共产党员的转变。这期间，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，体验了寄人篱下的屈辱，也尝到了自力更生的甜头。所有这些经历，都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童年的苦难，没有击垮陈永贵，反而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。那种对土地的深厚感情，对丰收的强烈渴望，对自力更生的坚定信念，都源于他那段充满苦难的成长经历。正是这些品格，让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，能够创造出大寨这样的奇迹，也能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，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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